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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出土墓志校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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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出土墓志校勘研究综述

发布于:2021-03-17

宁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综述

王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s墓志铭是一种特殊的石刻文献,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截至目前,宁夏出土墓志约116件,整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墓志考释、资料编纂和综合研究等方面。其中,北朝至隋唐固原出土的墓志铭最具深度和学术影响力;相对而言,宋、元、明、清晚期墓志研究略显不足,校勘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希望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石雕文学墓志铭;宁夏出土墓志铭

宁夏出土墓志校勘研究综述

唐梁元稹墓马图

1.宁夏出土墓志概况

墓志铭,又称“墓志铭”或“埋铭”、“碑文”、“碑文”,是记录和标志墓主人身份和墓址的物品。作为墓主的附属品,陪葬时与墓主的棺木一同葬于墓中。上面刻有墓主的姓氏、世系、官职、生平事迹、埋葬日期,称为“致仕”;此外,编年史上常盖一个桶状方石,以保护编年史不受损坏,称为“编年史盖”。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着各种古代礼仪制度和宗教思想,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宁夏文物考古的不断进步,大量墓志相继出土,为研究宁夏古代人物、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宁夏出土的墓志铭主要是青石和砂岩,也有一些砖雕和宝塔铭文,主要隐藏在各种文化艺术机构中,也有一些散落在拱北和回族墓地。据笔者调查统计,截至目前,宁夏出土墓志约116件,加上收藏捐赠墓志138件。其中前秦1人,北魏2人,西魏1人,北周6人,隋朝3人,唐朝27人,北宋10人,元朝2人,明朝55人,清朝30人,民国1人。

宁夏发现最早的墓志铭是先秦梁阿光墓志铭,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墓志铭之一。圆头碑的造型与魏晋以来官方禁止立碑有关。墓室中以小碑形式出现的墓表和墓志,其实是对大碑的改造。这个小碑在十六国时期还很流行,甘肃武威出土的梁书夫妇化松墓和陕西咸阳出土的秦后期鲁达墓也差不多。到南北朝时期,墓志和碑刻的制作再次繁荣起来。结合孝文帝的倡导,王公不如王公,盐随,是典型的丧葬文化现象。到隋唐时期,墓志作为一种丧葬习俗和礼仪,已经延伸到下层官员和普通百姓,并被社会广泛采用。当然,贵族的墓志铭往往是巨大的,海藻饰品更华丽精致。北方胡人的丧葬习俗也自觉模仿中原,汉化程度很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市原州区南苑发掘了一批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并出土了有影响的墓志铭,包括北周余墓志铭、夫妇墓志铭、隋石世介墓志铭、所言及其妻子安娘、石道洛、石铁棒、石武旦墓志铭、历史道德墓志铭等。这些墓志铭非常精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石墓园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园,墓志对于确认墓主身份和经历至关重要。墓志铭一经出土,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宁夏出土的宋元墓志铭数量较少,主要用于购买土地凭证,刻在或写在砖石上。从形式到内容,单调而统一,主要讲解死者所拥有土地的来源、价值、四个界限、知人论世。比如《北宋张文仙墓地契》 《虎户仇绪墓地契》 《元沈妙清墓买地券》 《元陈子玉墓买地券》等。彭阳县古镇出土的《宋故董府君(怀睿)墓志铭》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件,其中涉及到宋代灵州之战的记载。宁夏出土的明清墓志数量最多,占出土总件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明代墓志多于清代墓志。石头以砂岩为主,不缺青石。不仅有朱及其宗室,还有不同职位的文武百官。宁夏是明代九大重镇之一,是“关中之盾,江河之咽喉”。朱元璋命谢旦管理宁夏朱伟,并传位为“十历,册封十一太子、一太子、郡王四十二,授将领近百人”。[3]朱友丹及其后裔的墓位于同心县涠洲罗山,这也是为什么《庆王(朱椸丹)圹志》 《明庆靖王次妃汤氏墓志铭》 《明庆庄王(朱邃塀)圹志》的原因。还有《明寿阳和靖王夫人丁氏墓志铭》 《明诰封寿阳镇国将军褍斋暨配夫人钟氏合葬墓志铭》 《明诏封夫人金氏墓志铭》和青帆有关。到了明朝,与蒙古北部的斗争几乎贯穿始终。宁夏镇和固原镇作为重要的边防镇,几乎是一个由许多军事保健中心建立的地区。出土墓志铭的主人大多是在与蒙古各部斗争中取得大量军事成就的士兵,如总兵张台、郭震,副总兵何江,镇国的赵弼、白前,定远的贺吉将军,武德的赵邦将军,武德的王羽将军,武罗的张定、桂鸾、芮静、卢英娇将军等。还有

相应受朝廷封赠诰命夫人墓志。根据墓志记载,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江苏、山西一带迁徙而来,是明朝军屯制度的体现。出土墓志对于考察宁夏人口的历时变迁、军事建置、明蒙关系都有重要作用。清代,在平定“三藩”、噶尔丹叛乱中,涌现出一批宁夏籍名将,如赵良栋及其追随者,都因军功身居要职,门庭显赫,成为当地的望族。出土的墓志中有赵良栋之子赵弘爕墓志铭、湖广提督俞益谟夫人墓志铭、河北总兵江琦墓志铭、甘肃提督董福祥墓志等,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2、墓志整理研究情况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石刻文献,向来倍受学者青睐,进行整理研究的颇多。近年来,宁夏墓志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有以下三类:一是就单件墓志或相关的多件墓志进行整理考释;二是按区域、时代进行墓志(碑刻)资料汇编;三是从历史、文献、文学等角度开展专题整理研究。

2.1 墓志考释类

墓志考释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考古发掘后随墓葬发掘简报或报告一同整理刊出;二是对单件墓志进行疏证考释;三是在单篇文章中对相关的多件墓志进行考释。现按墓志所属时代叙述如下。

(1)前秦梁阿广墓表。200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征集到前秦梁阿广墓志。灰砂岩石质,圆首碑形,由碑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榫卯结构。时被认为国内发现最早的墓志。墓主人梁阿广“袭爵兴晋王司州西川的领民酋长大切门将”的身份更是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日本町田隆吉《〈前秦建元十六年(380)梁阿广墓表〉试釈》(桜美林大学《国際学レビュー》第18号,2006)介绍了墓志的情况并释文,对梁阿广的本籍、官爵、种族进行了追溯,对志文的纪年干支提出质疑,最后与《前秦建元十二年(378)梁舒及夫人宋华墓表》进行了比较研究。罗新《跋前秦梁阿广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一文,首先,指出梁阿广籍贯为前秦的司隶校尉部,西川县是北魏黄石县的前身。并将梁阿广与梁元碧所统休屠胡联系起来,认为梁阿广为该批迁徙的休屠胡的后裔。其次,从梁阿广的身份入手,揭示了前秦国家的“领民酋大”制度,并提出北魏领民酋长制度与之存在承续之可能。另外,町田隆吉所录志文“小靈川”,罗新隶定为“小盧川”,并指出是前秦时洪川河的名稱。

(2)北魏贠标墓志。1964年出土于彭阳县彭阳乡姚河村,长方形砖志。杨宁国《宁夏彭阳县出土北魏贠标墓志砖》(《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对墓志资料首次进行刊布。罗丰《北魏贠标墓志》(邓聪、陈星灿,《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教授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2004)一文进行了细致研究。首先,对所涉北魏时期泾州五郡的建置问题进行了讨论,对贠标任泾州刺史的时间进行补正;其次,结合史籍及吐鲁番文书等资料,分析了贠氏的来源和流布,指出贠标与平凉贠姓共出一族,逐渐向关中京畿地区移动;最后,从石赵职官用夷制的角度,考察了“五部都统”一职。

(3)北周宇文猛墓志。北周宇文猛墓志,一合,青石质,志盖盝顶式,首题“周故大将军大都督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盘头郡开国襄公墓志铭”。1993年发掘出土。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对资料进行了著录。耿志强、陈晓桦《北周宇文猛墓志考释》(《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对志文诸句进行了考释,后收入耿氏著《宁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报告与研究》一书(阳光出版社,2014)。

(4)北周李贤夫妇墓志。北周李贤墓志,一合,青石质,志盖盝顶式,书“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吴辉墓志,一合,灰白岩石质,志盖书“魏故李氏吴郡君之铭”。1983年固原南郊深沟村发掘出土。李贤及诸弟是西魏、北周功臣,家族位高望重。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中刊布了志文、拓片资料。罗丰《李贤夫妇墓志考略》(《美术研究》,1985年第4期;《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号总第1期)从族属、家世、籍贯、爵位等方面进行了考证,显示出李氏家族在关陇集团中的显赫地位,墓志对研究北朝历史十分重要。萧璠《北周李贤墓志一处断句的商榷》(《文物》,1991年第4期)对简报中“则哲之监(鉴)”处的断句进行了补正。

(5)北周大利稽氏墓砖。北周大利稽氏墓砖,一件,青灰砖质。1994年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出土。罗丰《北周大利稽氏墓砖》(《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一文,对大利稽的姓氏、冒顿及与原州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周书》中蔡祐曾“赐姓大利稽氏”,认为原州存在着大利稽一系,冒顿与蔡祐很可能是同宗或部属关系。

(6)北周田弘墓志。北周田弘墓志,1996年固原南郊大堡村发掘出土。墓主人为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出土的墓志以及壁画、东罗马金币、玻璃器等,显现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志文为北周著名文人庾信所撰。罗丰将墓志与《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结合,参稽史传,进行了详尽考证,为北朝晚期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成果见《田弘墓志疏证》(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东京勉诫出版社,2000年)、《新获北周庾信佚文——北周田弘墓志》,(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另见修订后的发掘简报和报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周田弘墓》,《文物》2009年第10期;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安家瑶《中国考古九十年》(《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胡可先《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周佩妮《北周田弘墓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对墓志价值和志文特征也有论述。

(7)固原史氏家族墓志。自1982年至1996年,在固原南郊发掘出隋唐墓八座。其中七座出土有墓志,除梁元珍墓外,其余六座均为史姓墓。墓葬都坐北朝南,间距数百米不等,从东向西呈一字形排列,墓主依次为唐史索岩、唐史铁棒、唐史诃耽、唐史道洛墓、隋史射勿墓、唐史道德。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之间是互为子孙的关系,史索岩与史道德为叔侄关系,安娘为史索岩妻。这些史氏是北朝以来迁居原州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墓志的出土显示了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这批墓志首先在考古发掘简报、报告中刊出,见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唐史道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罗丰对这批墓志作了深入、细致地研究,逐句考证志文,内容涉及志主的姓氏来源、流寓经过、仕宦经历、职官制度、世系关系、婚姻情况等。成果见《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氏墓志考释》(《大陆杂志》,第95卷5、6期连载,1995年),后又收入氏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围绕史道德族属问题展开的讨论有: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6年第12期)一文,针对《简报》中“史道德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姓胡人的后裔”的说法提出质疑。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答赵超同志》(《文物》,1988年)、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人》(《文物》,1991年第5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先后进行了讨论。

固原史氏家族墓志的其它研究成果有:2004年以来,日本粟特墓志研究读书班陆续发表了关于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史索岩等墓志的译注。李锦绣《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根据墓志所载史诃耽仕宦经历,探讨了其归唐的过程与初唐政治的关系;李锦绣《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欧亚学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2);李锦绣《唐代的翻书译语直官:从史诃耽墓志谈起》(《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隋唐时期的墓志”一节,将史射勿、史索岩、史诃耽墓志作为典型进行了介绍;程云霞《从史诃耽墓志看中书省的外事与蕃务职责——以朝会为中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8)唐梁元珍墓志铭。梁元珍墓志铭,一合,红砂岩石质。1986年固原南郊羊坊村出土。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简报中简单介绍了墓志形制及墓主人世系,没有录文及深入研究。

(9)唐何府君墓志铭。何府君墓志铭,一合,石膏岩质,志盖盝顶式。1984年盐池县窨子梁何氏家族墓地(M3)出土,是同期发掘的六座墓葬中仅存的一合。墓主人为月氏人,何姓,为西域康国昭武九姓中的一支。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著录了墓志的基本形制,抄录了志文。对墓主族属等进行了考证。

(10)唐念(子)墓志铭。唐代念(子)墓志铭,一合,白砂岩质,志盖四面斜刹。2002年出土于固原市古雁岭。马东海《唐公士念公夫妇墓及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一文进行了简略考释,认为墓主属于北朝定居金城枹罕的鲜卑后裔。这也是吐谷浑鲜卑后裔墓葬在固原的首次发现,对研究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有重要价值。之后李恒光又进行了补校(《〈唐公士念公夫妇墓志释文〉校补》,《兰台世界》,2013年5月下旬),将志文中的“裙”字重释读为“裾”字,认为“公士”为唐代勋官授予中具有普赐意义的民爵授予。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秦汉时制,公士属民爵,因军功赐爵,分一为公士;而唐代,公士更可能是从政治朝野的角度划分的与处士相对的称谓,泛称在官之人、公家之士。

(11)唐契苾部浑公夫人墓志。唐契苾部浑公夫人墓志,黑石质,呈方形。1991年出土于青铜峡市邵岗。墓主人是皋兰州都督的夫人,皋兰州是铁勒浑部羁縻州,契苾族是铁勒的一支。该墓志的出土,为研究隋唐时期契苾部及安置在宁夏等地的少数民族羁縻州提供了重要史料。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青铜峡市文管所《青铜峡市邵岗唐墓发掘简报》(许成主编:《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刊布了墓志资料。余军、卫忠《唐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墓志考释》(《宁夏考古文集》),对志文进行了誊录整理,重点对墓主的族源、契苾部、浑公世系、皋兰州与贺兰州建置等做了进一步阐述。苏忠深《浑公夫人墓志铭与隋唐时期的契苾族》(《宁夏史志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结合墓志对契苾部首领契苾葛、契苾何力、契苾明及相关事迹进行钩沉。哈彦成《唐契苾部浑公夫人墓志考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丁西林、哈彦成《唐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墓志考略》(《文物世界》2011年第1期),内容大致相近。

(12)唐慕容威墓志。唐左领军卫大将慕容威墓志,一件,灰黑色青石质。1974年同心县韦州唐墓出土。慕容威是慕容宣彻之子、慕容忠之孙。通过墓志可以确定慕容宣彻、慕容威都曾入侍唐朝。唐代归附的慕容氏定居于甘肃、宁夏一代,与唐朝上层社会联姻,汉化程度极高。该墓志的发现,对唐代民族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钟侃《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一文进行了录文、考释。

(13)唐吕氏夫人墓志。唐吕氏夫人墓志铭,一件,砂石质。2003年出土于吴忠市利通区古城乡绿地园开发区。墓主吕氏夫人死后葬于“回乐县东原”,回乐县是唐灵州的治所,该墓志的出土佐证了古灵州在今吴忠市的观点。详见杨森翔《的史证和书证价值》(《宁夏史志》,2004年第4期)、白述礼《古灵州城址再探》(《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杨森翔该文后收入《吴忠与灵州》(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4)北宋董怀睿墓志铭。北宋董怀睿墓志铭一件,砂石质。1986年出土于彭阳县古城镇古城村。郑祎《宋故董府君墓志铭》(《大众文艺》,2012年第2期)一文,对所涉镇戎军问题、宋夏灵武之战、墓志书法艺术进行了简单介绍。

(15)明庆靖王朱椸丹墓志。明庆靖王朱椸丹墓志,一合,青石质。1968年宁夏同心大罗山韦州公社出土。牛达生《宁夏同心县出土明庆王圹志》(《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庆王圹志〉与朱棣“靖难之变”》(《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一文,将墓志与《明史》、宁夏方志中所载朱椸丹信息进行对读,发现在“十五子”与“十六子”上有歧义,并从朱棣“靖难之变”之后篡改史实、维护正统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吴峰云、许成《明代王陵区出土三盒墓志疏证》(许成著《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对庆藩的三合墓志进行了考释。

(16)明张泰墓志铭。明张泰墓志铭,一件,青石质。志主任宁夏总兵官十三年,督政宁夏三十余年。王琨《明代宁夏总兵官张泰墓志铭考释》(《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对其生平、世系及抗击蒙古的大坝之捷、创制战车、旋风炮等进行了考释。

(17)明杨钊墓志铭。明杨钊墓志铭,一合,砂石质。1999年盐池县花马池镇冯记圈明墓出土。周赟《明杨钊墓志考略》一文(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冯记圈明墓》,科学出版社,2010)对杨钊家族七代谱系及所涉明代宁夏边防形势、世袭制度、婚配习俗和丧葬习俗进行了论述。付保珂《明昭毅将军红山杨公合葬墓志铭考》(《文教资料》,2012年10月中旬刊),对志文、杨钊世系及抗击蒙古吉囊等问题进行了补释。

(18)明芮经墓志铭。明芮经墓志铭,一件,砂石质。2002年银川市正丰花园楼盘施工时出土。芮经为明代宁夏名医,医术精湛,精通脉理,汇集有《杏苑生春》一书。《中国医籍考》只著书目、书名,对于著者信息不详,墓志的出土可补文献之缺。详见王琨《明代医家芮经墓志铭考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5年第4期)、《明代医家芮经及其考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9)明钱淮、钱棨、王錞、王廷瑞墓志铭。王琨《明代宁夏文人管律及其所撰墓志文考》(《西部学刊》,2015年第9期),对管律所撰《明明威将军钱公(淮)合葬施恭人墓志铭》《皇明明威将军指挥佥事钱公(棨)墓志铭》《大明诰封恭人钱母张氏墓志铭》《明王母钱安人合葬昭信校尉王公(錞)墓志铭》《明武德将军王公廷瑞墓志铭》《明参将王戟墓表》六篇墓志文进行了考释,为全面认识管律的创作成就填补了新资料。

(20)清秦慈君墓志铭。清俞益谟妻秦氏墓志,一合,青石质。俞益谟是清初宁夏籍名将,中卫广武营人,随赵良栋提标营伍,官至山西大同镇总兵、湖广提督。付保珂《清秦慈君墓志考略》(《语文学刊》,2012年第22期)一文,对俞益谟副室秦氏进行了考释。

(21)清江琦墓志铭。清江琦墓志,一件,青石质。江琦追随随赵良栋平“三藩”、随殷化行平噶尔丹,后因军功任河南、河北总兵,甘肃提督。张瑞芳、王仁芳《江琦生平述略——清初宁籍将领的一个个案考察》(《宁夏史志》,2014年第3期)一文,结合出土墓志对江琦生平事迹及有关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

2.2 墓志汇编类

(1)《宁夏历代碑刻集》。银川美术馆编著的《宁夏历代碑刻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该书是对宁夏历代碑刻首次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的专著。全书收存了从前秦至民国时期的102件宁夏碑刻拓片及照片,碑刻种类有墓志、塔铭、诗文、题记及寺观、宗庙、道路、水利等碑铭,还有部分功德碑。其中,墓志数量占一半之多。该书对志文进行了基本誊录、标点,随文附拓片、照片,图文并茂。每页页眉处书所录碑刻题名,页脚处书所属朝代和碑刻来源。正文16开铜版纸彩色印刷,版面以花卉纹饰为背景,映衬于图、文之下,素雅美观。该书还附录了六篇关于宁夏碑刻综述的文章,涉及墓志的有马建军《拾遗补阙的方志史料——固原境内碑刻综述》、冯国富《固原北朝隋唐时期的文物考古与碑刻艺术》和苏银梅的《宁夏隋唐粟特人墓葬出土的墓志、石刻》。墓志集中整理出版既是对文物进行抢救保护的措施,又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墓志形制未有著录。除所属朝代和来源外,墓志尺寸、石质、纹饰、制作方式、字体、出土时间及地点等信息全无。拓片印制方面,部分拓片存在墨色不匀,或后期处理过度而泛黄;部分拓片缩印过小,字迹不可辨识,图版的参考作用不存。墓志题名不够统一。譬如目录和正文页眉处的题名,前秦至北宋的,其格式均为“×××(墓主姓氏)墓志铭”,如“梁阿广墓表”“元标墓志”“董怀睿墓志铭”等;而明代以后的墓志铭,题名包含墓主人所属朝代、官职、品级、姓氏等,前后标准不一。志文誊录、标点方面有值得商榷之处。

(2)《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固原,汉唐时期被称作“高平”、“原州”,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转站。固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境内存有大量有价值的历代碑刻。固原博物馆所编《固原历代碑刻选编》,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全书选录了自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至1939年间80篇碑记资料,其中墓志36篇。该书有以下特点:对区域范围内的碑刻进行了广泛搜罗,将零星、散碎的碑刻文献结集成册,便于学界检阅研究,是了解固原历史人物、风俗风貌的重要文史资料。总结同类编著经验教训,对碑刻、墓志形制进行了专业描述,墓志定名更加规范,录文更加细致,弥补了《宁夏历代碑刻集》的缺憾。既重视前人文献中的碑刻记载,更注重新资料的补充发掘。开篇以《固原文物考古与碑刻述略》为题,对固原各个历史时期的碑(砖、石)等形制、特点、价值进行了概述,有助于认识总体面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同样在录文和标点方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3)《新中国出土墓志·宁夏卷》。《新中国出土墓志》是国家文物局委托项目,是由故宫博物院与全国各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单位合作编辑的一部大型丛书,汇集了建国以来发现的国内新出土的历代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宁夏卷》便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罗丰等承担。拟对1949年后宁夏出土、馆藏的历代墓志资料,尽可能详尽地搜集,准确记录墓志的名称、出土地点、质地、时代、形状、大小尺寸等有关数据,并加标点和简注的释文,附录墓志收藏单位索引和墓志人名四角号码索引。收录每方墓志均附高清晰图版以供参照。成果为墓志类图书,大八开本。该书待出版。

(4)各市县区《文物志》《县志》。各市县区《文物志》对区域内出土墓志也进行著录,如杨宁国主编《彭阳县文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马东海、王金铎主编《原州区文物志》(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刘世友编《隆德文物志》(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盐池县志编纂委员会《盐池县志1981-2000》(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等,但基本是对已有成果的收集。

2.3 墓志专题整理研究类

(1)《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罗新等)。该书对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进行专题搜集和整理,并对出土情况、图版线索、著录研究情况及志文涉及的历史信息进行简短疏证。其中收录了宁夏出土的四方墓志,分别是《贠标墓志》《田弘墓志》《大利稽冒顿墓志》《田弘墓志》。

(2)“宁夏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胡玉冰)。宁夏大学胡玉冰承担的课题项目“宁夏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宁夏境内出土的碑刻、墓志等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他指导的研究生团队正在按时代或市县区域开展分类整理。已取得的成果有:张秋芽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出土文献综考》(宁夏大学,2007)、熊蕊硕士学位论文《回族石刻文献述论》(宁夏大学,2011)、袁军军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彭阳县历代出土文献述论》(宁夏大学,2012)、付保珂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吴忠市出土文献综合研究》(宁夏大学,2013),还有其博士研究生马建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宁夏历代石刻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与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宁夏出土明清时期碑刻文献研究”也在进行中。

(3)《明清宁夏碑刻文献研究》(刘昭)。宁夏大学梁祖萍指导研究生刘昭撰写的《明清宁夏碑刻文献研究》(宁夏大学,2014),主要从文学角度进行梳理,论述了墓志文中的女性意识、文人意识、战争意识、功用意识和艺术特色。

3、结语

通过上述对宁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成果的梳理,现作如下总结。

(1)从数量来讲,宁夏出土墓志十分有限,但墓志的价值向来不以多寡而论,有时繁文缛辞的鸿篇巨制可能无关紧要,有时简陋残缺的只言片语却价值不菲。如《唐吕氏夫人墓志铭》“终於灵州私第”“殡於回乐县东原”两句就佐证了古灵州所在地;《北周大利稽冒顿墓志铭》寥寥数语,却透露出历史上某个少数民族的存在。也正因为数量有限而倍觉珍贵,宁夏学者整理研究的热度和取得的成果足以说明这一点。

(2)固原出土的史氏家族墓志,是宁夏历代墓志中的精华,也最具学术影响力。其中,以罗丰的成果和贡献最著:将考古报告的整理提升到了学术专著的水准,墓志整理没有停留在资料描述的层面,而是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美术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多种方法,多角度进行研究。尤其在资料获取非常不易的情况下,运用了大量国外材料,显示出广阔的研究视野。提供了一个墓志整理的范式,如墓志形制的描述,志文整理的格式,俗字、异体字的处理,相关问题的考释途径等,都非常值得借鉴。对“丝绸之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为学界补充了新材料,在此之前,“昭武九姓”的史国人墓志或少或不甚明确;其次,丰富了关于粟特人的认识,如史射勿的名与字(盘陀)带有粟特语转译风格,“其先出自西国”可能是伽尼色国,史氏家族入居中国的时间在北魏中期,萨宝作为唐朝的外来官职并非专管祅教,史索岩、史道德一系建康史姓是在北凉灭亡后迫徙高平,昭武九姓人内部通婚的主流与非胡间的婚姻并存,史射勿和史索岩属于史氏的两系,北朝至隋唐间自称安息人后裔者基本都是中亚安国人,史诃耽墓志反映的是唐代对外交往中专设翻译的情况,以及史氏由于民族专长持续管理西北牧监的情况等,都是对丝绸之路上中西交往的综合深入研究。再次,这批墓志资料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成果也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通过考证“昭武九姓”的史氏人在贸易、为官、定居情况,显示了古原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3)传统金石学把墓志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资料加以利用,证“史”成为墓志研究的主要模式,而宁夏墓志整理研究的成果是多元的。这与多学科、多角度的介入是分不开的。墓志最初是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发掘中获取的,以考古学的专业视角整理分析,为学界提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之后学者从历史学、美术学、文献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多角度加以解读利用,使墓志的价值得以全面呈现。《宁夏历代碑刻集》《固原历代碑刻选编》等汇编类书籍,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使用,而完成该项工作需要付出的辛劳则超乎常人想象。

(4)墓志整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墓志整理是一项基础工作,但由于墓志本身的特点,整理面临诸多困难。如,大量用典、文句艰涩,文字异体俗讹、古文字残存,石面剥泐、漫漶不清,拓片的搨印效果影响释读等。宁夏出土墓志整理中问题最多的是文字和标点方面,现就各本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略作说明:古体、俗体字的厘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如“廿”“卅”“卌”,或改作二十、三十、四十,或又照录之。志文厘定形近字易误,如,《明封昭毅将军红山杨公合葬墓志铭》中“未登于耄耋期”,“”字各本均误作“顺”,致句不可读。“”实为“颐”,“耄耋”、“期颐”皆人瑞之辞,言高寿,“期颐”指百岁老人,如成语“期颐偕老”。志主杨钊“得寿六十有七”,故撰者黄鹍以示惋惜。又《明故武略将军固原千户张公(锭)墓志铭》“分击合围之方,弗闲习”的“”字,各本均作“周”,实为“罔”字,“罔弗”犹“无不”。《史铁棒墓志》“东析木之津”,“”字有隶作“滨”者,罗丰作“演”为是。《文选·海赋》有“东演析木,西薄青徐”,李善注:“言流至析木之境。”[4]漫漶、有泐痕的地方容易出错或缺录。如《明故武略将军固原千户张公(锭)墓志铭》,各本录作“辛亥岁,佐击□,公挑选入卫”。所缺之字原碑作,因泐痕与笔划纠缠在一起,不易释读,各本缺如。当作“吴”字,“吴公”二字中间不应点破。“佐击”是佐击将军的省称,武职官名,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后,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各有佐击将军二人。不明典故、词义而误。如《明奉直大夫王公(道济)暨配宜人张氏合葬墓志铭》“比余得请骸骨”,“请”字各本误作“诸”,“请骸骨”是古代官吏请求退休的婉辞。缺乏必要的校勘,石刻文字的刻写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或使用重文符号,或在文字出现讹脱衍倒等情况时一般并不加以纠正等,这都需要整理时认真判断。

(5)宁夏出土墓志的整理研究具有不平衡性。北朝至隋唐等早期墓志整理较为精细,研究深入,学术影响力大;而对宋元明清等晚期墓志重视不够,多停留在疏证、证“史”层面。由于墓志本身的文体限制,单独一件墓志中的史料往往显得零碎、单薄,不容易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也往往不易找到有所突破的研究专题。因此,围绕墓志选取一定的专题,汇集材料、对照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研究,可能会取得更有益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钟长发,宁笃学.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J].文物,1981(2):8.

[2]李朝阳.吕他墓表考述[J].文物,1997(10):81-82.

[3]吴忠礼.宁夏志笺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457.

[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48.

[作者简介]王琨(1985-),男,硕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研究方向:碑志与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标签: 墓志 宁夏 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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